凌濛初也來到了南京，他這陣子在南直隸淮安府、揚州府、常州府、徽州府這幾個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向錢謙益報告。和北方相比，南直錄各府推行戰(zhàn)時新政進度確實慢了許多，力度也弱了許多，究其原因還是江南東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響力。

大部分讀書人即使對戰(zhàn)時新政沒有什么明確好惡傾向，也都被他們裹挾著反對抵制，少數(shù)理解支持戰(zhàn)時新政的讀書人，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也大多不敢發(fā)表不同的見解，就怕說了出來就會被輿論群而圍攻。

這些激進士子不僅在讀書人群體中有強大的影響力，而且在城鄉(xiāng)下層貧民、雇工雇農那里，也有巨大的號召力。這些人稍作煽動，大量下層百姓就會群起響應，圍攻被他們指為奸邪的人員，搶劫抄掠，甚至焚燒房屋。

這就是凌濛初向錢謙益報告的考察結果。錢謙益雖然只是辦案過程中走了一趟蘇州府昆山縣和松江府華亭縣，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這樣，要在南直隸推進落實新政，就必須破解這種狀況。

阮大鋮也是東林出來的，對東林輿論有過很深的了解和體會。阮大鋮分析許多事情看起來難辦，其實要改變，只需要扭轉大勢。過去平民和讀書人站在東林士子一邊，原因只不過是他們占據(jù)了兩個大勢。一個是道德崇高的大勢，東林之所以能把控輿論，操控人心，在于向來標榜他們道德崇高、廉潔剛正，敢于不顧個人得失，不取媚君上。這個形象一立起來，那東林的對立面，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阿諛媚上的小人。

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個大勢，沒有實際利益，也難以持久。而東林后輩中人組建的各類生員會社，能把這種大勢轉化成實際利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歷史上復社、幾社之類的組織和科舉上的利益。違背了這個大勢，即使暫時得志，很快也會身敗名裂，下場凄慘。魏忠賢、顧秉謙就是例子。順應這個大勢，暫時像天啟年間遇到厄運，也會很快時來運轉，其中死了的幾個，也是哀榮備至。

另一個大勢就是為民請命，東林的所有舉動都是以為民請命的旗號出現(xiàn)。反對朝廷的各種增稅措施，也是到處散布增加肯定會增加小民負擔，使小民無法承受，這才使小民對東林系的宣傳深信不疑，有強大的號召力。

陳大鋮分析要江南改變局面，只需要扭轉這兩個大勢。如今破獲了吳昌時大案，就是趁熱打鐵，扭轉這兩個大勢的最好時機。其實在江南士林中，真正站在東林一邊，堅決反對戰(zhàn)時新政的只有少數(shù)，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數(shù)，大部分人還是中間派，只是因為東林占據(jù)兩個大勢，中間派被迫被東林裹挾。

只要讓東林的丑事曝光，讓原先不敢說話的人也敢于出來痛斥，第一個就可以扭轉，中間派立場轉變，南方士林的傾向就會天翻地覆，原先難以撬動大勢，就是土崩瓦解、勢如破竹。

對于下層小民，只要把東林的言論針對性進行駁斥再反復灌輸，朝廷增稅負擔未必會轉嫁到貧民，而是讓富豪窮奢極欲的揮霍大受制約減少。如果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以讓地方平民監(jiān)督增稅以后，豪門富商是不是依舊像以前那樣無節(jié)制地揮霍，確保所增加的稅，真正用于國家實利。增加小民監(jiān)督的權利，就可以化解東林倚仗的第二個大勢。

錢謙益也屬于東林“內部人員”，對阮大鋮的分析非常贊同。很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關鍵點，一些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接下來的幾天就圍繞吳昌時的案件大做文章，又有凌濛初、汪汝淳兩個現(xiàn)成的宣傳高手坐鎮(zhèn)參與。不僅吳昌時本人，也把平時和吳昌時交往的很多生員干的爛事都挖了出來。

比如吳昌時不僅策劃了兩起大案，還在煽動抄掠顧秉謙等閹黨家宅時趁機大發(fā)橫財、陳洪范曝出的在城西秘宅里安排美女賄賂招待各路官員、威逼吳瑛和他私通等等，和吳昌時結交親密被他視為親信的人多少都難免參與了一些，把他們和各種缺德事跡材料，詳細整理記述，刊印成讀物到處散播。

還找了一些說書先生，給那些不識字的百姓市民講說。凌濛初更是發(fā)揮專長重操舊業(yè)，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幾篇話本故事，廣泛刊印傳播。這樣一番水銀瀉地般的宣傳攻勢下，不到一個月，吳昌時和他的狐群狗黨的很多隱秘丑行就已經傳遍了江南城鄉(xiāng)各地，大街小巷、田間村頭都有議論。

有些之前很崇拜吳昌時的讀書人難以接受，就找到楊廷樞、吳應箕這些之前和吳昌時交往比較多的士子求證，這些人正是當天審案時在堂上旁聽的，知道整個案情過程，承認傳聞的事情基本上屬實，只是平時遮掩地好，別人不知道，險些牽連得他們也被當成了同謀。這樣一來，原來士林清流中的風頭正盛的人物，一下子成了一個丑角笑柄。就連雖然沒有參謀吳昌時的密謀和爛事，只是之前和吳昌時比較親近的士子，也被牽連得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許多中間派的讀書人也不再跟從東林系士子的主張，本來水潑不進的江南士林輿論開始了扭轉。之前人人喊打的阮大鋮，也被一些讀書人開始了正名。有了吳昌時的對比，加上這次案件中被吳昌時構陷，本來就處于很受人同情的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