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了對士兵思想教育上的方向，接下來就是具體操練號令、軍紀、賞罰、武功、武器、陣法配合了，不過在這之前，首先要在軍隊中普及文化基礎。戚繼光書中讓士兵熟記號令、軍紀的辦法是把這些整理成文字，讓軍中識字的士兵念出來，不識字的士兵圍著聽，從這樣集中的學習開始，再和賞罰制度結合起來鼓勵和強制士兵記住。

那首先需要軍中有相當一部分士兵識字，不能全是文盲，否則學習無從談起。當然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像袁世凱小站練兵一樣，編寫文盲也能聽懂的《勸兵歌》之類通俗歌謠讓士兵熟悉，不過沈飛覺得現在完全有條件更進一步，普及文化的基本技術前提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推廣，現在已經有條件了。古代進入私塾正式讀書之前的蒙學階段，蒙學讀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時也都已經出現了，光這三本加在一起，沒有重復的字就有2250個。隨便加點別的蒙學讀物，輕輕松松識字量突破三千，常用字就都記住了。蒙學階段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

后世統計文盲率80%甚至90%，那只不過是1950年一年的統計數據，沈飛看到過資料里有另外不同的數據，1860年左右傳教士在湖南的調查，山區城鎮文盲率60%，城市文盲率50%，至于后來的文盲率急劇提高，資料中的解釋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戰亂，二是因為古代和現代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轉換過程中形成了斷層，原來的書院私塾教育體系受到沖擊垮了，新的小學中學大學教育體系還沒有建立普及開來。類似的醫學也是這樣，中醫受到了沖擊，西醫還沒有接上，也形成了斷層，加上戰亂就造成了平均壽命大減。這也可以和沈飛見過的其他史料印證，比如彭湃的《海陸豐農民運動》里說“二十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穿鞋的斯文人。現在不但沒有人讀書，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海陸豐農民運動》寫于1926年，二十年前就是1906年，就是說文盲率的增加也就是二十年時間里的事情，而不是有些人腦補的兩千年。

海陸豐所在的廣東沿海珠江三角洲地區也是近代文化和經濟非常發達的地區，當然也是“宗族”非常發達的地區。不過這個“宗族”和“封建宗法制”沒有任何關系，戰國以后真正的封建制就瓦解了，不僅全國政權走向統一，全國市場也統一了。沈飛看過秦暉的研究著作，秦漢時民間各地方就已經多姓雜居了。西晉北方五胡亂華以后中原國內市場受重創破壞，原來的邊疆地區，江南和四川因為掌握先進知識和技術的人口避難遷入卻是繁華了起來。九品中正官制和士族形成是一波小回流，經過黃巢“天街踏尺公卿骨”和唐末五代的戰亂以及宋代科舉制擴大也瓦解了。

近代興起的所謂“宗族”是明代中期以后開始的風俗，之前制度規定只有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可以把自己家里祖宗十八輩都供奉起來，普通人家最多供奉到高祖一輩，嘉靖年間經過夏言的建議才放開了這種限制，供奉祖先的風氣才在民間蔓延開來，成為近代民間宗族的起源。以朱熹總結的《呂氏鄉約》為基本組織結構，不過如果宗子本身能力不足，那頂多也就是在祭祀時主持一下，日常管理和產業經營還是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有企業性質。

明代中期開始是民間結社極多的時期，各種各樣的文學流派結社、經濟結社（如顏鈞的萃和會、何心隱的聚合堂）、行業結社（比如隆慶二年成立的被《中國科學技術史》稱為世界上第一個民間科技組織的一體堂宅仁醫會）、政治結社（復社），那些所謂的宗族不少都沒有真正的血緣關系，也是結社的另外一種形式。清軍入關以后更是如此，民間結社害怕被當成反清活動，就改頭換面，以結成宗族的形式出現，其中就以廣東為最。

清軍兩次進入廣東大肆殺戮以后，廣東就已經沒有完整的宗族了，當時的宗祠都是合族祠，規模大到幾縣，稱為“眾人太公”，而且大多是編出一個祖先的虛擬宗族，實質是結社。沈飛見過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雞骨太公”，把吃剩下的雞骨頭用布包起來裝進盒子放到房梁上當成太公供奉起來結成一個宗族，這是珠江三角洲虛擬宗族的普遍特點。

除了合族祠，還有家祠，稱為“私伙太公”，這個更加離譜，大部分供奉的不是祖先，而是活人。在仕途或者經營工商業有所成就升官發財的人很多會給自己建一個作為個人的顯赫榮譽標志。到了乾隆年間，合族祠也有了禁令，就又改頭換面，稱為“書院”、“書齋”、“書舍”，以私立大學、私人圖書館等學術機構的面目出現，原因就是當時珠江三角洲文化很普及，這就是《海陸豐農民運動》里的那句話“二十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穿鞋的斯文人”的歷史傳承背景。

那則晚清文盲率統計資料沈飛沒有看到具體出處，有所懷疑，不過除了《海陸豐農民運動》里的那句話，也還有其他一些資料可以作為旁證。比如在明初，朱元璋非常重視文化的普及，在還是割據政權時期的吳元年時就已經開辦書院，統一全國后強制性家家戶戶發了一本《大誥》，這就是極大的普及文化知識。當時謝應芳的詩《讀大誥作巷歌》：天語諄諄禍福靈，風飛雷厲鬼神聽。掛書牛角田頭讀，且喜農夫也識丁。再比如明末張岱在《夜航船》序言里說“余因想吾八越，惟馀姚風俗，后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后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鑒》，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廚，而其無益于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