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夕，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在千方百計的爭取最大安全和利益。這是公開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質。尤其是在戰前，全球意識淡泊時期，各國精英們無不為本國利益折沖尊俎、巧取豪奪。外交是一個如此奇異的領域：它既有規矩，又無規矩。”共和一百年《歷史雜燴》，評論員清教徒stg44：《戰爭風云》。

“舞臺已經布置好了！”司馬對顧維鈞說道，此時他不禁想起一個人，在夫人去世后辭去公職，成為修士的陸征祥。想起他司馬頗為愧疚，當年他替自己挨了一槍，國人說他是國賊，但最近幾年，一些學者通過研究分所，在不同場合為陸征祥 “平反”。認為當年簽定 “喪權辱國”協議，緩和了中日關系，避免戰爭過早爆發，為中國贏得了時間。

而且如果對華持友善態度的原敬首相未遭刺殺，或許中日關系不會以戰爭收場，真會實現原敬和陸征祥希望的：中日攜手贏得亞州民族的自由與安全。盡管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但司馬依然對避入比利時修道院，成為比德兄弟的陸征祥心懷愧意，此時再一次把一名外交官送到日本，難免有心結。

留意到總理的情緒，顧維鈞知道總理又想起了陸子次。最近幾年，總理每年都會讓駐比大使館在新年時給陸子次送一份禮物，總理一直覺得有愧于他。 “總理，今時不比往日！”司馬點點頭。無論對日本多么反感，為了中國的未來，該出手時還得出手。

“是啊！上次去日本，子次是頂著國人罵聲而去的，而這一次你去日本，國人沒什么反應，甚至滿懷期待。畢竟在他們看來，中日都是亞州國家，沒必要為了歷史問題，讓兩國永遠處于尷尬之中。”勝利者和失敗者看待問題的出發點是不同的，至少在國人看來，同日本的仇恨，似乎隨著當年和平條約的簽定煙消云散，中日兩國應該一笑抿恩仇。

“昨天，波蘭亡國了！”司馬感嘆道。一戰比歷史晚結束三年，但德國吞并波蘭的時間卻只推遲了一年，畢竟相比于歷史上的德國，這個時空中，希特勒接手的德國遠比歷史上更為強大。在另一個時空，德國占領波蘭用四十一天，而這個時空德國只用了三十八天。從四月十一日到五月十八日，波蘭便宣告亡國。

蘇俄仍像歷史上一樣，配合德軍占領了西烏克蘭，兩國軍隊甚至舉行了聯合閱兵。從外交部傳回的照片來看，紅軍軍官甚至在升降德國國旗時行納粹禮。

“所以，我們要搶在蘇俄之前，與日本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及一系列友好條約，確保我國東部安全，同時謀求同日本進一步合作。”顧維鈞點點頭，此時即便對和平持最樂觀態度的外交官，也知道戰爭不可能避免。兩年來，英法中美的綏靖政府，并沒有起到消張戰爭的作用，反而讓德國順利完成了計劃。

“一些議員認為，我們不應該調整對日關系，甚至俄羅斯，也有人這么認為。但是，日本社工黨同蘇俄社工黨不同，相比蘇俄，日本盡管是紅色國家，但他們一直有融入國際社會的愿望，而且日本至今也未禁止外國在日投資，相比蘇聯的沒收，日本反而歡迎國外投資，我相信未來日本會成為社工黨領導下，保持一定程度開放的社工國家，相比蘇俄，日本社工黨并非不能接受。”

司馬說話時，偶爾會背對顧維鈞，以便掩飾偶爾流露的經典賊笑。舞臺已經布置好了，就看演員的表演了，當然最重要的是劇本不能發生變化，所有一切都會按照劇本表演……

“共和十二年我訪問了日本帝國，我曾堅信和平，盡管結果不如人意。十七年后，我再次造訪我們的近鄰，因為我堅信，要想保持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須在中日之間建立嶄新的、建設性的關系。中日兩國友好相處上千年，難道我們要讓上千年的友誼因些許不快，付之東流嗎？我相信今天，中日友好關系的重要性無以倫比。我期待與日本領導人福井川首相的會面，正像福井首相所說：讓我們結束不快吧！”

六月的日本是一個非常適合旅游的時間，氣溫適宜，春暖花開。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日本是個很熟悉但又很 “神秘”的國度，還有一種特殊的懷舊情結。曾幾何時，日本是中國的千年學生，近代明治維新后日本又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后來又是中國的生死之敵，再后來……

總之，共和十三年后，國人對于東方鄰居，熟悉而陌生，神秘而向往。最近幾年，中日關系調整，除因廉價勞動力和相對寬松的法律在日本投資的實業家們之外，很多國人在休假時會選擇到東方鄰居家逛逛。

車隊一駛出當年原敬內閣在中日蜜月期間修建的羽田機場，顧維鈞透過車窗，看著車外的東京。東京是在廢墟上重建的，共和十二年的毀滅性轟炸、十三年的關東大地震徹底摧毀了這座城市，而重建后的城市布局規劃合理，街道寬暢整齊。每條街道兩旁都種植著郁郁蔥蔥的樹木，路邊和街心都有較大面積的鮮綠草坪和盛開五顏六色鮮花的花壇。

震后重建的東京給顧維鈞的總體感覺是干凈而純樸，曾充滿日式格調的日式木紙結構房屋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式樣的磚混建筑。在大街上看不到國內司空見慣的花哨的廣告牌，沒有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也沒有車水馬龍。路兩旁的樓房大都在五六層、最高十來層的樣子。

當車隊沿著紅色勝利大街朝首相府駛去時，突然一座高大的銅像出現在顧維鈞視線中，高大如宮殿般的石質基臺上的銅像，是一個身穿呢大衣，左手叉腰，右手成揮手狀的銅像。銅像大約有四十米高，整個建筑顯得即威嚴又莊重。

“這就是革命宮嗎？”顧維鈞明知故，扭頭問松岡。松岡并不是當年追隨福井的老牌社工黨員，反而是 “反動政權”遺留的舊外交官。以舊官員的身份出任高官，在日本政府中非常罕見，但顧維鈞知道這多少意味著日本政府的一種調整。

“是的，少川君，那就是革命宮，每年革命節的時候，福井同志都會在革命宮觀禮臺上檢閱強大的人民軍。”當提到福井時，松岡臉上帶著無比敬重之色。這副表情令顧維鈞忍不住朝松岡左胸前的福井首相像章瞄去。在日本像章人人佩帶,甚至剛剛出生的嬰兒收到的第一件禮物就是福井像章。

當車隊從革命宮前駛過時，顧維鈞看到一批又一批有組織的學生、工人排成方隊來到革命宮前鮮花，敬禮，宣誓。革命宮前的鮮花列成長長一排，景象莊嚴肅穆。偶爾還會看到宣傳畫，尤其看到街上工農兵舉著大鐵錘砸向大鼻子的漫畫時，顧維鈞忍俊不禁。要知道在去年，宣傳漫畫中還有中國人的形象，而現在卻可以看到中日攜手并肩的漫畫，無產階級政權同萬惡資本主義政權攜手并肩，何等荒謬，但這就是現實。

見顧維鈞默不作聲，松岡想起昨天福井首相吩咐自己的話：我們在接待顧維鈞時，一定要註意態度。他是個偉大的談判者，知識淵博、邏輯性強、堅毅而彬彬有禮，不會大喊大叫，用溫和而簡練的語言表達出堅定的信念，這比拍桌子、強加于人有效的多。面對神情自若的顧維鈞，松岡腦海中浮現出另外一句話：外交官的風度是由國家的實力決定的。

福井同志如此重視中國總理特使顧維鈞來訪，是因為與中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可以謀得日本安全，而更廣泛的友好合作協定，可以為日本打開一扇大門。去年同中國簽定貿易協定后，日本便獲得超過十億華元的信用貸款，從中國購買了大批機械設備，甚至還包括曾禁止出口的組合式機床生產線，中國這個強大的近鄰已經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

而此時，顧維鈞腦中卻在反覆思索自己同福井川的會面。日本政府對自己的訪問異常重視，在雙方正式會談之前，自己將同日本人心中偉大領袖福井川會面，隨后兩國才會展開正式會談。

“同日本社工黨人打交道時一定要記住，他們是革命家，愿意為理想戰斗和犧牲。如果我們一味強調和平，日本人會認為我們犯了錯誤，甚至更壞，他們會將我們看成白癡，最終，他們會說：如果和平真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那么我們隨時都可以用投降來達到我們單純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日本人重申，我們也有我們為之奮斗的價值……”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個性！”每一個曾經受到福井川接見的中國人，都曾如此描述。盡管并不愿意承認，顧維鈞還是忍不住期待同這個在亞洲擁有與孫逸山博士同等地位的革命家會面，要知道即便是在中國也有一些人宣稱福井川改變了日本，是這個所謂 “革命家”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