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太陽、月亮和行星沿著以被預言得相當精確的軌道穿越天穹。太陽、月亮仍然還可以是神祗，只不過是服從嚴格定律的神。如果你不將耶和華停止太陽運行之類的神話當真，則這一切顯然是毫不例外的。

首先，只有在天文學和一些其他情形下，這些規(guī)則和定律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隨著文明的發(fā)展，特別是近300年期間，越來越多的規(guī)則和定律被發(fā)現。這些定律的成功，使得拉普拉斯在19世紀初主張科學的宿命論。他提議只要給定宇宙在某一時刻的結構，由給定的一組定律即能精確地決定它的演化。

拉普拉斯的宿命論在兩個方面是不完整的。它沒講定律應該如何選擇，也沒指定宇宙的初始結構。這些都留給了上帝。上帝會選擇讓宇宙如何開始并要服從什么定律，但是一旦開始之后它將不再干涉。事實上，上帝是被限制于19世紀科學不能理解的領域里。

我們現在知道，拉普拉斯的宿命論的希望，至少在按照他頭腦中的方式，是不能實現的。量子力學不確定性原理表明，某些諸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對偶的量，不能同時以完全的精確度去預言。

量子力學通過一族量子理論來處理這種情形，粒子沒有很好定義的位置和速度，而是由一個波來代表。它們給出了這波隨時間演化的定律，在這種意義上，這些量子理論從屬于宿命論。這樣，如果某一時刻這個波是已知的，便可以將任一時刻的波算出。只是當我們試圖按照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對波作解釋之時，不可預見性的紊亂的要素才出現。但這也許是我們的錯誤：也許不存在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只有波。只不過是我們企圖將波硬套到我們預想的位置和速度的觀念之中而己。由此導致的不一致乃是表面上不可預見性的原因。

事實上，我們已經重新將科學的任務定義為發(fā)現能使我們在由不確定性原理設定的極限內預言事件的定律。然而，還存在如下問題：宇宙的定律和初始條件是如何及為何選取的？

在本書中，我特別將制約引力的定律突出出來，因為正是引力使宇宙的大尺度結構成形，即使它是四類力中最弱的一種。引力定律和直到相當近代還被堅持的宇宙隨時間不變的觀念不相協調：引力總是吸引的這一事實意味著，宇宙的演化方式必居其一，要么正在膨脹，要么正在收縮。按照廣義相對論，宇宙在過去某一時刻必須有一無限密度的狀態(tài)，亦即大爆炸，這是時間的有效起始。類似地，如果整個宇宙坍縮，在將來必有另一個無限密度的狀態(tài)，即大擠壓，這是時間的終點。即使整個宇宙不坍縮，在任何坍縮形成黑洞的局部區(qū)域里都會有奇點。這些奇點正是任何落進黑洞的人的時間終點。在大爆炸或其他奇點，所有定律都失效，所以上帝仍然有完全的自由去選擇發(fā)生了什么以及宇宙是如何開始的。

當我們將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相結合，似乎產生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可能性：空間和時間一起可以形成一個有限的、四維的沒有奇點或邊界的空間，這正如地球的表面，但有更多的維數。看來這種思想能夠解釋觀察到的宇宙的許多特征，諸如它的大尺度一致性，還有像星系、恒星甚至人類等等小尺度的對此均勻性的偏離。它甚至可以說明我們觀察到的時間的箭頭。但是如果宇宙是完全自足的、沒有奇點或邊界、并且由統一理論所完全描述，那么就對上帝作為造物主的作用有深遠的含義。

有一次愛因斯坦問道：“在制造宇宙時上帝有多少選擇性？”如果無邊界假設是正確的，在選擇初始條件上它就根本沒有自由。當然，它仍有選擇宇宙所服從的定律的自由。然而，實在并沒有那么多的選擇性；很可能只有一個或數目很少的完整的統一理論，它是自治的，并且允許復雜到像能研究宇宙定律和詢問上帝本性的人類那樣的結構的存在。

即使只存在一個可能的統一理論，那只不過是一組規(guī)則或方程。是什么賦予這些方程以生命去制造一個為它們所描述的宇宙？通常建立一個數學模型的科學方法不能回答，為何必須存在一個為此模型所描述的宇宙這樣的問題。為何宇宙陷入其存在性的錯綜復雜之中？是否統一理論是如此之咄咄逼人，以至于其自身之實現成為不可避免？或者它需要一個造物主？若是這樣，它還有其他的宇宙效應嗎？又是誰創(chuàng)造了造物主？

迄今，大部分科學家太忙于發(fā)展描述宇宙為何物的理論，以至于沒工夫去過問為什么的問題。另一方面，以尋根究底為己任的哲學家不能跟得上科學理論的進步。在18世紀，哲學家將包括科學在內的整個人類知識當作他們的領域，并討論諸如宇宙有無開初的問題。然而，在19和20世紀，科學變得對哲學家，或除了少數專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過于技術性和數學化了。哲學家如此地縮小他們的質疑的范圍，以至于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都說道：“哲學僅余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這是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以來哲學的偉大傳統的何等的墮落！

然而，如果我們確實發(fā)現了一套完整的理論，它應該在一般的原理上及時讓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少數科學家）所理解。那時，我們所有人，包括哲學家、科學家以及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參加為何我們和宇宙存在的問題的討論。如果我們對此找到了答案，則將是人類理智的最終極的勝利——因為那時我們知道了上帝的精神。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和核彈政治的瓜葛是眾所周知的：他簽署了那封著名的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信，說服美國認真考慮他的想法，并且他在戰(zhàn)后從事阻止核戰(zhàn)爭的各項努力。但是，這些不僅僅是一位科學家被拖入政界的孤立行動。事實上，愛因斯坦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躊躇于政治和方程之間。”

愛因斯坦最早從事政治活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時他在柏林當教授。由于目睹草菅人命而不勝厭惡，他卷入了反戰(zhàn)示威。他擁護國內反抗以及公開鼓勵人民拒絕征兵，因而不討他的同事們喜歡。后來，在戰(zhàn)時他又致力于調解和改善國際關系。這也不得人心，而且他的政治態(tài)度很快使他難以訪問美國，甚至連講學都有困難。

愛因斯坦第二個偉大的事業(yè)是猶太復國主義。雖然他在血統上是猶太人，但他拒絕《圣經》上關于上帝的說法。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和期間，他越發(fā)看清反猶主義，這導致他逐漸和猶太團體相認同，而后成為一個直言不諱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擁護者。再度不受歡迎也未能阻止他發(fā)表自己的主張。他的理論一發(fā)表就受到攻擊，甚至成立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組織。有一個人被定罪為教唆他人去謀殺愛因斯坦（只罰了6美金）。但愛因斯坦是冷靜的：當一本書以題為《100個反愛因斯坦的作家》出版時，他反駁道：“如果真是我錯了的話，那么一個人反對我就足夠了！”

1933年，希特勒上臺了，愛因斯坦正在美國，他宣布不再回德國。后來納粹義勇軍抄查了他的房子，并沒收了他的銀行賬號。一家柏林報紙的頭條寫道：“來自愛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回來了。”面對著納粹的威脅，愛因斯坦放棄了和平主義，終于憂慮到德國科學家會制造核彈，因而建議美國應該發(fā)展自己的核彈。但是，即使在第一枚原子彈爆炸之前，他就曾經公開警告過核戰(zhàn)爭的危險，并提議對核武器進行國際控制。

貫穿愛因斯坦一生，他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可能成效甚微——肯定只說服了很少的朋友。然而，他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yè)的口頭支持在1952年被及時承認，其時他被推薦為以色列的總統。但他謝絕了。他說他認為自己在政治上太天真。可是，也許其真正的原因卻并非如此，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方程對我而言更重要些，因為政治是為當前，而一個方程卻是一種永恒的東西。”

伽利雷·伽利略

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有資格稱為近代科學的奠基人。其與天主教會名聞遐邇的沖突是他哲學的中心事件。這是因為伽利略是作如下論斷最早的人之一：人類有望理解世界是怎樣運行的，而且我們還能通過觀察現實世界來做到這一點。

伽利略很早就相信哥白尼理論（即行星繞太陽公轉），但只有當他發(fā)現了證據來支持這一學說時，才公開表示支持。他用意大利文寫有關哥白尼理論的文章（沒有用普通的學院式拉丁文），并且他的觀點很快就廣泛地得到大學界之外的支持。這惹怒了亞里士多德派的教授們，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并極力說服天主教會禁止哥白尼主義。

伽利略為此而擔心，他趕到羅馬去向天主教權威當面申訴。他爭辯道，《圣經》并未試圖告訴我們任何關于科學理論的東西，通常都是假定，當《圣經》和常識發(fā)生矛盾時，就成為比喻。但是教會害怕這丑聞可能傷害它對新教徒的斗爭，所以采取了鎮(zhèn)壓的手段。1616年，它宣布哥白尼主義是“虛偽的、錯誤的”，并命令伽利略不準再“保衛(wèi)或堅持”這一學說。伽利略勉強接受了。

1623年，伽利略的一位長期朋友成為教皇。伽利略立即試圖為1616年的判決翻案。他失敗了，但他設法獲得了準許，在兩個前提下寫一本敘述亞里士多德派和哥白尼派理論的書：他不能有傾向，同時要得出結論，人類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決定世界是如何運行的，因為上帝會以人類不能想像的方法來達到同樣的效果，而人類不能限制上帝的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