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繼續說，不只藩王的莊田是這樣，就是原先的皇莊其實也是這樣。嘉靖改革后，皇莊已經改叫官田，如今已經沒有了皇莊的名目。官田的佃農就是實際上的田主，地租也是官府收取，太監不能插手。地租數額也遠小于民間，只相當于賦稅甚至更少。即便以原先皇莊對應的官田，皇宮里能獲得的收入也就是每年五萬兩銀子左右。

崇禎又問蜀王府是什么回事，李之藻說具體情形沒有去過蜀地調查不敢肯定，不過看過正德年間在蜀地巡撫的王廷相一篇文章，里面說蜀地百姓偷逃國家賦稅習以為常，“民以逋欠為常，官以姑息為德”、“蜀民逋稅習風久矣”，很多地方稅收百分之七十都逃掉了，只繳納百分之二三十。

他估計所謂的蜀王府占據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云云，應該是當地百姓偷漏稅的托詞，有問起稅收的，就假稱這些土地是蜀王府的，其實蜀王府可能都不知道有這些土地。如果說蜀王府真的占據了地方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否則靖難削藩的事情早就重演了。

崇禎又點了點頭，李之藻這個解釋和分析是合理的，藩王兼并大量土地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崇禎再次看向了羅雅谷，說起了明朝商人稅輕，有很多巨富，如果暴富以后，大量購買兼并土地，也未必比歐洲擁有大量土地的領主差多少吧。這次羅雅谷還沒有說話，旁邊的汪汝淳先提出了異議。

汪汝淳說自己就是商人，父兄和同鄉好友經商的非常多，以他在家鄉和其他地方的見聞，明朝商人并不喜歡多買土地。雖然農業稅比商稅多一些，可是以他的經驗，商人不喜歡買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僅沒有時間自己種地，雇傭監督別人種地收租也非常麻煩，尤其在明朝更是這樣。以前的朝代，田主和佃農之間還有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有尊卑主仆的區別，打起官司，官府大多也幫田主懲治佃農，可是在明朝不是這樣。

《大明律》規定田主和佃農之間沒有尊卑主仆關系，更明確規定田主不能無償役使佃農，否則要受到處罰。就是把田主和佃農視作法律地位平等的雙方，只存在經濟上的交易關系。

崇禎又看向李之藻求證，李之藻證實了汪汝淳的話，《大明律》里明確規定衙門官吏出使人員役使平民抬轎杖六十，下級部門配合照辦的減一等處罰。民間富戶役使佃農抬轎的也是同樣的處罰杖六十，外加賠償每天六十文工錢。

以李之藻在鄉間的見聞，田主家里有事，要請佃農工作就要給工錢，說崇禎可以詢問徐光啟，他的《農政全書》里就有例子，南直隸常熟縣調集民夫修河，如果田主自己不愿去修，讓佃農代勞，就必須付給佃農工食費用，而不能無償役使。不只是現在這樣，洪武年間就規定田主不能平白役使佃農，《太祖實錄》記載官府征集勞役一個月，如果田主要佃農代勞，就是支付一石米的報酬。

如果田主為了催租毆打捆綁佃農就要受到法律懲戒，如果打死人命，不但本人處斬，家產田地也要沒收。英宗年間就有過這樣判例，江陰縣周奎有土地五萬多畝，為了向佃農收租鬧出了人命，被逮捕判了死刑，并把他兼并的田產分給了周圍的無田小民。

崇禎沒有說話，沈飛看他神情有些驚異，似乎李之藻說的和他原來了解的情形不同，還需要消化。過了十幾秒鐘，又問起那以前的朝代怎么樣？李之藻說在宋代，皇佑逃移法規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客戶就是佃農，明確規定田主可以役使佃農。要是田主和佃農起了沖突雙方各自觸犯法律，佃農加一等治罪，田主杖行以下免罪，流放以上減一等治罪。田主如果打死佃農，不判死刑，也不刺配，只是發配到附近的州流放。

汪汝淳點頭贊同插了一句，據他所知，宋代法律甚至規定佃農不能控告田主犯罪，否則佃農本身就有罪。李之藻又點頭附和說南宋有這樣的案例，田主周竹坡釀私酒，被佃農告發，結果判決周竹坡杖八十，還可以出錢免刑，告發周竹坡的佃農被打了一百杖。到元代，田主打死佃農連流放都不用，只是杖責加賠償五十兩燒埋銀。

崇禎想了一會兒，又問起看到過的明代法律規定的雇傭工人身份的規定，雇傭工人和雇主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只是程度比前面說到的宋代法律佃戶和田主稍輕，雇傭工人如果對雇主犯罪加重處罰，雇主打傷雇傭工人減輕處罰，即便雇主不小心打死了雇傭工人，也不是判死刑，只是杖三百流放三年，只有是故意殺害雇傭工人才會被判絞刑。崇禎提出了這個疑問，問莫非雇傭工人的法律地位還不如佃農嗎？

李之藻似乎對崇禎不清楚佃戶和雇傭工人的區別有些奇怪，解釋說佃戶和雇傭工人是兩回事。佃戶和田主簽訂的租地契約，佃戶付田租，就像房客租賃房屋，給房租一樣，房客和房東沒有雇傭關系。雇傭工人和雇主簽約的是時間比較長比如十年可供役使，性質完全不同。汪汝淳補充，如果是短期雇傭的短工，和平民一樣。至于佃戶，除非他本來就是田主家的仆役，又租種田主家的土地，否則就是平民，最多見到田主時，遵循年少者見到年長者的禮節。

崇禎可能覺得自己這方面知識確實比較欠缺，就跳過這個話題，說出下一個疑問，即使佃戶和田主在明代法律關系平等，雙方已經簽約，佃戶按約交租，田主按約收租就行了，收租有什么麻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