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列傳71

○韓琦子忠彥曾公亮子孝寬孝廣孝蘊陳升之吳充王珪從父罕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

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幸。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后七十余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

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陜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后，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安撫、招討使。慶歷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嗚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

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愿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陜西，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

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噪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稟之，威恩并行。又仿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病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后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圣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愿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后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余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仆射，封魏國公。

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愿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

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

會種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陜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愿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陜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

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徒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茍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從。于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

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

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諸州筑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系安危，言及而隱，死有余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谷，募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甽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后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

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嘆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于外國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