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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下半年，縱觀整個中國，政治形勢正處在兩個高潮之間：南京國民革命軍軍閥剛剛崛起，正是信心滿滿、自覺不可一世之時；而北方，北洋軍閥的勢力雖然遭到打擊，但并未傷筋動骨，元氣大傷，老帥還妄圖鞏固他的北平“安國軍政府”。

所以，無論是南方新軍閥，還是北方舊軍閥，都在秣馬厲兵，磨刀霍霍，繼續窮兵黷武，做著“武統天下”的美夢。偉人曾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如下的分析：新軍閥分四派，在北平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針對北平軍政府的暫時團結；一旦攻克，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斗爭的局面……

新軍閥其中一派的閻百川，人稱“閻老西兒”，是當時晉系的軍閥首領，人是相當的油滑，也是著名的“倒戈將軍”大隊中的一員。他曾經主動聯絡老帥，和寧系聯手，擊敗了另一位特別善于“改換門庭”的西北軍閥馮煥章的國民軍，隨即就任老帥主導的安國軍副總司令一職。

在南京政府清黨運動結束后，北伐軍再度興起，他感覺寧系在關內大勢已去，于是毫不客氣轉頭宣誓效忠南京政府，宣布參加北伐，于九月在太原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打算來個搶占先機。隨即對之前的友軍——寧軍開火，并于十月一日揮兵進攻寧系控制的平綏線和平漢線所屬地區。

涿州居京保之間，北距北平百里，南距保定百余里，東南距天津二百里，為京津保三角地帶之要沖，緊扼北平之咽喉。

形勢一緊，老帥為確保京漢路之安全，立即下令把作戰指揮部設在保定，派寧錚統馭，寧錚揮師北上，從河南進軍河北；十五師師長張輔忱則鎮守涿州。九月下句，閻百川親率晉軍四個主力軍，東出娘子關沿京漢鐵路北上，到達定州；另兩軍出大同自京綏鐵路東進，計劃兩路大軍會師平津。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就是炮火連天中，兩軍居然還不忘同時展開電報大戰，你來我往，一封接一封，紙上激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因為這種電報都是要見報的，莫說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在關注：戰爭歷來如此，哪一方都得把自己描述成正義之師，這既是輿論戰的需要，更是鼓舞軍隊士氣的必然手段。

晉軍猝然改弦易轍，攻勢洶洶，寧軍措手不及下被連下幾城。十月初，駐守涿州的十五師張輔忱調往保南參戰，由衛隊旅旅長王鼎芳率部接防。十月十一日，王鼎芳率衛隊旅全體將士在涿州火車站下車，陸續經涿州南門進城。當日，涿州商會會長朱德恒設宴，為接任的王旅長等寧軍軍官洗塵接風。

近午，忽然一支士氣高昂，身穿看上去與安國軍軍服極其相似的軍裝的隊伍從涿州北門進城，穿過了南北大街中心鐘鼓樓，此鐘鼓樓為涿州軍事布防之中心，在接近迎面而來剛剛入城的寧軍時，這支隊伍突然舉槍射擊。

寧軍士兵完全沒有防備，走在前面的立刻死傷大半，后面的則驚慌失措，四散逃開。繼而涿州城內密集的槍聲四處響起，連城外的火車站方向都響起了槍聲。在涿州商會會長家飲酒的王鼎芳等人聽見槍聲，不明所以只能倉皇出逃，此時城中已經一片大亂。

王旅長無法召集隊伍，只得退到涿州城東南角的一個天主教堂，封死了教堂門，奮力抵擋，一場惡戰，就這么猝不及防地降臨到了涿州古城。

這支偽裝寧軍得如此相像的隊伍，正是在此次晉軍北上行動中，被設為機動力量的第四軍軍長傅宜生的先遣支隊：衛隊旅士兵均佩戴黃色臂章，而傅宜生的第四師晉軍所戴臂章是單日黃、雙日紅，他們到達涿州城當日，恰好是單日，所以寧軍看到對面另一側的士兵也是黃臂章，自然以為是同部；再加上怎么也想不到敵人敢大搖大擺進城來，所以并未懷疑，毫無防備之下，這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傅宜生頭腦清醒，足智多謀，精于算計，再加上老天相助，居然能在寧軍及涿州百姓毫無覺察的情況下，趁著寧軍不早不晚換防之機，突襲涿州，并一舉成功。

兩軍在城內南大街交火后，傅宜生四師袁慶曾的先遣隊兩個連也到達了火車站，寧軍王鼎芳部陸續來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車，即被晉軍搞了個突然襲擊。寧軍退散后，晉軍破壞鐵路，掀翻鐵軌。但寧軍發現來犯的晉軍人少勢單，復又集合與晉軍交鋒，晉軍被迫撤離車站。

到了晚上，據守在城內天主教堂的寧軍在王旅長指揮下，突然向南門發起攻擊，打死在城上巡查的兩名連長，南關的寧軍乘機沖進城內，攻下南門城樓，進而以麻包壘成工事固守南大街。

黎明時分，城外寧軍一面炮擊北關，一面猛攻城東南、西南兩角，同時時用云梯等物攀援城墻；城內寧軍向北推進與城外兄弟互相呼應，城內晉軍本已難于立足。

但是晉軍四師先遣隊長袁慶曾手下有一支百余人的精銳突擊隊，他們很多人都有武學底子，在黑暗的夜色里飛檐走壁如入無人之境，他們扛著槍到達南大街，埋伏在高高的屋脊之上，居高臨下掃射，寧軍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火力下隨之土崩瓦解，城內寧軍死傷過半，不得已剩余寧軍全數退出至城外五公里處的普壽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