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不一定要是某個人，軍屯的‘地主’就是國家嘛，廷綸兄，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每回一說到九邊屯田，邸報上有些科道官就在那兒‘起隆煤堆’，要么是在地域上作文章，說北方人懶，要么就干脆上升到族群之分，說蒙古家丁懶，反正就是把問題歸結到某類群體身上，我覺得這是不公道的。”

吳惟賢認真道，

“從周朝到現在，能為國家為朝廷產生主要稅糧的，無一例外都是私田，假設公田能維持一整個國家的稅糧供應，那實行井田制的周王朝就不該只延續了八百年，想想周赧王最后死前是甚么境地？債臺高筑，連攻秦的兵馬糧餉都要向富戶借款啊。”

“當然了，太祖皇帝當年的出發點是好的，太祖皇帝將九邊軍田公有化，是想在養衛所百萬旗兵的基礎上令軍戶人人能有田種、有飯吃，但是這種土地公有化之后再平均分配的構想并不符合我大明的現實國情。”

“這個問題跟種軍田的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是漢人還是蒙古人一點關系都沒有，我自己是南兵所以我敢說這句話，倘或現在朝廷下旨，把南人北人互相調轉了居所，讓軍屯的北人去江南種地，讓浙江的農民來北方耕軍田，結果依然是江南糧倉富庶、九邊軍屯崩潰，因為這根源就不在人身上。”

“我將心比心地說一句，就九邊這軍屯國策，軍戶們跑了一點兒也不過分，暫且拋開其他不說，單單講交納稅糧，即使是豐年，軍戶們辛辛苦苦收了糧，先交國家的，再交衛所的，光一項公糧收下來就能讓軍戶月月無余糧。”

“衛所有甚么事，樣樣都要軍戶出錢出力，三天一小派，五天一大派，樣樣有說法，樁樁有公文，想換掉軍籍去考科舉罷，且不說有沒有這份心力，多生的幾個兒子能不能不被當作‘余丁’勾取應役，還得看衛所軍官臉色，即使我從前在浙江種田挖礦，也沒有過得像九邊軍戶這般一點兒盼頭都沒有。”

倘或此刻穿越者朱翊鈞在此處，一定會立刻發現吳惟賢所講述的軍戶待遇，其實就是近現代的“三提五統”，只是萬歷朝的浙江鄉民吳惟賢還不能想象一個國家能做到“徹底取消農業稅”這回事兒，

“浙江的農民和礦工再怎么不容易，起碼還可以盼著有一天攢足了錢也買上幾十畝田地當個地主，可是軍戶們勞作了一生，所得之錢糧都交給了國家和衛所，下一代還繼續要在同一片軍田上為朝廷勞動，子子孫孫都是公田的佃戶，連自己的一點產業都置不下來，這不就是朝廷用國策在趕人逃跑嗎？”

“雖說浙江的土地都歸大官們所有，但是當私田的佃戶尚且還有致富的希望，公田卻是把土地上勞作的所有佃戶搜刮得一干二凈，這條規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這樣，往后一千年也是這樣，土地集中國有化的后果就是朝廷作為最終的大地主剝奪掉小民的一切勞動成果。”

“這種虧從前九邊的軍戶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設定下來的屯田制給弄垮了，現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這薊鎮軍餉的情形只會越來越糟，我雖然當過農民、礦工，但我絕不贊成‘平分公田’的這一套道理，這是反賊拉旗造反時才喊出來的口號，尋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陳蠶回道，

“我就覺得種田是條路子嘛，分下來的田，白白荒在那里，實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們都撂開手不種，大概沒過幾年，要么是被哪家圈去了，要么就是被山西、徽州來的商人拿去當商屯了。”

吳惟賢道，

“其實我倒巴不得被這田地被誰家去種了，若是商人們圈了地，他們并不敢役使軍兵，只能花銀子雇工耕種，種出來的糧食一樣是交給戶部和運司衙門，咱們是得錢又得糧。”

“至于邊將大族，他們為了穩定人心、豢養家丁，不敢對軍兵奴役過甚，說是說邊將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樣向他們收稅？反正只要種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種公田要盡心，這公田種了實在沒意思，我是不忍心讓大家去作這無用功。”

卻不怪陳蠶和吳惟賢有如此一番言論，到了萬歷十六年，軍人自己種田自己吃糧在九邊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統”在無論哪個朝代都無法作為長久之計外，商人和邊將對軍田的蠶食也是造成這般局面的一大緣故。

實際上除了陳蠶和吳惟賢這種對軍戶能感同身受的營兵，能夠合法役使大明的邊將軍官也是樂見軍戶士卒逃亡的。

正如吳惟賢所言，歷朝歷代能創造財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類趨利之本能，當軍官們發現逃亡的軍戶數額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時，他們反倒放棄了追補逃兵。

雖然“勾軍”也是一筆能通過敲詐補償收入的合法來源，但是由于軍戶的處境實在太過艱難，自宣德、正統以后，不僅逃兵在跑，連從衛所派遣出去勾軍的官旗追補員也趁機跑了，于是將官們干脆開始將逃亡軍戶拋荒下來的大片田土占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樣雇傭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種。

這套土地國有化重新轉為封建私有制的歷史過程在戚家軍成立之前就已經在九邊完成了，在戚繼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認了這樣的事實，甚至給予了邊將軍官們和南方地主一樣的稅收待遇。

雖然屯田減少的數量與邊將大族田地增加的數量嚴重不對等，但軍戶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農民工進城潮，九邊的軍田留不住人，對戶籍進行嚴苛控制的高壓行政手段又不復存在，朝廷對軍屯公田失去了管理辦法，無法逆轉人口流動的歷史大勢，只得任由邊將圈地，希望以此緩解九邊的軍餉問題。

商人比邊將們的顧忌當然多一些，他們起初并沒有參與九邊的國有土地私有化的歷史進程，只是軍戶們在朝廷想出辦法前自己給自己取消了軍籍戶口之后，即使有邊將圈地耕種，但是九邊的糧餉缺口依舊隨著逃兵的增加而越來越大。

這時候朝廷推出了開中法，商戶們只要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就可以換取鹽引，合法售鹽，由于長途運輸耗費巨大﹐商人們為節省運力，索性就在九邊買下荒田，雇工耕種，以便就地入倉。

這個方法到了成化年間被頻繁奏討鹽引的皇親貴族們破壞了，于是當時為戶部尚書的葉淇改革鹽法，令商人以銀代米，直接交納運司，待解入太倉庫中后，再分給各邊，此舉直接致使邊地鹽商紛紛內遷，商屯糧儲頓時大減。

到了嘉靖、隆慶年間，國家財政又出現了新的窟窿，為了彌補九邊屯務，朝廷重新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因此陳蠶和吳惟賢此刻面對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國有軍田，而是與之相去甚遠的商屯和民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