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最終讓內(nèi)閣松口同意在太仆寺試行“民推吏”的辦法用的是另外兩個理由。

一是他假裝在三位輔臣面前生了一回氣，抱怨馬調(diào)不上來，錢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記上來的戶籍人口和實際人口的數(shù)目出現(xiàn)了嚴重偏差。

第一個問題是十分簡單明了的，晚明馬政的確已然爛得不成樣子了，再怎么折騰也不會比原來那套還爛。

皇帝想另辟蹊徑，又不是往科舉出身的官員身上開刀，責任又通過廠衛(wèi)分攤到了馬戶百姓頭上，官員想反對也尋不到非要違拗皇帝的理由。

再說太仆寺交出來的數(shù)據(jù)也實在不好看。

第二個問題是朱翊鈞自己向內(nèi)閣指出來的，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封建社會中，朝廷賬面上的人口卻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饑荒的因素，人口數(shù)量也不會是只跌不漲的。

所以，為了登記有效男性勞動力人口，必須給予交課重稅的百姓一定政治權利。

至少要讓男丁繳稅服役的義務和他們得到的權利等同。

當然了，這只是朱翊鈞本人的一套官方說辭，他心里知道，晚明賬面人口的持續(xù)下跌并非取決于老百姓的覺悟高低。

用現(xiàn)代人的話來講，官府和民眾的關系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系，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

現(xiàn)在大明給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務又貴又差，一旦出了問題，百姓既不能投訴，也沒有第二個出售公共服務的官府給他們選擇，他們可不得覺得委屈嗎？

在這一點上，朱翊鈞不得不與歷史上的那個“反賊”李自成有所共情。

這個問題具體分析事例可以參照崇禎年間的征遼餉。

當時支持崇禎皇帝征餉的是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他是從階級角度替崇禎皇帝為加征重餉辯護的。

他認為，崇禎皇帝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崇禎年間的稅收都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里。

雖然加上去的稅收放在一起總體是一個大數(shù)目，但是均攤到地主頭上，相當于一百畝地加征不到五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們增加點兒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并。

而且關鍵的問題在于地方官不廉潔，如果地方官都廉潔了，那皇帝再加派一些也未嘗不可。

如果當?shù)睾缽姷某惺荏w量就是那么一點兒，那能收上來稅錢就是一個恒定的數(shù)目，這筆錢寧愿被皇帝收走去練兵平亂，也比被地方官中飽私囊來的對國家有利。

換句話說，皇帝加派遼餉，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權力減去地方的“腐敗稅”。

有了楊嗣昌的這番理論支持，崇禎皇帝又另外征求了內(nèi)閣的意見，在獲得內(nèi)閣的贊成之后，崇禎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征練餉。

結果遼餉一晃征了幾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

官軍照樣無能，清軍反倒越來越強，李自成更由戰(zhàn)略性流竄轉為戰(zhàn)略性進攻，正從西安一路向北京進軍，而支持遼餉的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zhàn)中失利自殺。

直到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寫了份奏疏替皇帝檢討了一下過往政策，認為征加遼餉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禍國殃民的鬧劇。

幸虧楊嗣昌當時已經(jīng)為國殉職了，倘或楊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該追究他提議征加遼餉的責任。

當時崇禎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后，為此同當時的內(nèi)閣輔臣蔣德璟吵了一架，結果是蔣德璟引罪辭職，崇禎皇帝也取消了練餉。

倘或從帝王史觀來看，崇禎皇帝無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剛登基的時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聾又瞎，不想當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們眼中成了一個是非不分的低能兒童。

朱翊鈞雖然承認皇帝大多是個聾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當作患有認知障礙。

不過從平民的視角來看，崇禎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銀也還是沒為朝廷練出兵來，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賊的那一邊，確實屬于自作自受。

在一個農(nóng)業(yè)社會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兩種社會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放棄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糧食就越種越少，饑荒就越來越嚴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會的屬性，影響土地價格的因素，還要添上皇帝的好壞和貪官污吏的多少這兩條。

換句話說，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官府壓榨越狠，土地價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賊的隊伍就越壯大。

而經(jīng)過崇禎皇帝的四次加征遼餉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顧炎武的書中是這樣的價格，“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即總共值銀七八兩的地，朝廷要求收繳的稅收就多達十兩，將近土地本身價格的一點五倍。

這種情況下，地當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農(nóng)民即使是沒有遭受災荒的，遇到這樣重的地稅，也紛紛棄田而走，成為反賊隊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禎皇帝的加餉平賊成了一種反向效果，皇帝籌餉的規(guī)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賊，餉就更沒處征了，相當于皇帝一個根本不能實現(xiàn)的空頭政策為大明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shù)目卻越來越大，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nóng)民，把他們也連帶著逼跑。

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卻仍然嚴重拖欠軍餉。

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將校們礙于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于是在大明開國之初讓朱元璋洋洋自得的“養(yǎng)兵不費一錢”的百萬大軍成了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就此產(chǎn)生了一個極為恐怖的惡性循環(huán)。

朱翊鈞的幸運之處就在于他穿越到了萬歷前期，而不是崇禎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