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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自然是不對的，不好的。但對帝國而言，言論窒息、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來，防川有兩種方法。一是封堵，鯀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結果洪水越發肆虐，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于羽郊。二是疏導，鯀的兒子大禹，則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終治水成功。

為帝國之久遠計，理應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從而有疏導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見，當以北宋朱弁《續骫骳說》中士氣一條，倡此論最為精妙，姑錄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氣，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氣。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故善養生者使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授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蔽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

再回到焚書，其對古籍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嚴重？時至今日，已經很難作出確切判斷。《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王充《論衡?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這兩條記載表明，至少在漢代，古籍中的精華部分——詩書諸子，都還完整地幸存了下來。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宮廷留有備份，只要秦國不滅，可想而知，這些古籍便將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諸多古籍湮滅無蹤，后世永不得復見，這卻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

眾所周知，項羽先生不愛讀書，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陽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錢婦女，臨去再是一把大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終只化為若干焦耳的熱量而已。

所以，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

單就秦國焚書而言，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并沒有像想象的那樣嚴重。《漢書?藝文志》所載677種著作，其中不到524種，即77％，現在已不復存在。這個事實說明，漢以后的幾個世紀，特別在印刷術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于秦代的焚書。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注）

關于焚書，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韓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到了后世，焚書更是屢見不鮮。

隋人牛弘作《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歷數書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卻項羽）：

秦皇馭宇，下焚書之令。此則書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余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周師入郢，蕭繹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明人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在牛弘所論五厄之外，再增補五厄，列為“十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于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于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于慶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禍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后，復有五厄。

到了滿清，大興文字獄，倒霉的便不僅是書，更包括了著書者和藏書者。因觸犯忌諱，生者凌遲杖斃，誅滅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揚灰，如此案例已是不勝枚舉。倉頡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見，知有滿清之劫，故而預為號慟乎？

文字獄之興起，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持續近百年，時間之長，禍害之烈，株連之多，處罰之慘，力度之大，實屬空前。

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獄，所列的2320種禁書和其他345種部分取締的書中，只有476種幸存，不到所列數的18％，而這還是發生在印刷術業已普及的情況之下。

滿清在焚書禁書之余，卻也修書，即《四庫書》。然而，這其中又有貓膩。說起來，他們用的也是春秋筆法，寓褒貶于字里行間。但他們褒的都是誰呢？不僅他們自己，連過去的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等，也一并褒贊在內。八桿子都打不著的關系，他們何必做這份人情？原因很簡單，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華夏而言是異族，是侵略者。而在編纂過程之中，對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漢民族戰斗精神的作品，則是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比如，岳飛《滿江紅》的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經過刪改之后，變成了“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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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