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務正業正文卷第四百五十九章自由的界限交易行真的是窮民苦力翻身的唯一法門嗎？交易行真的是金錢對窮民苦力打開了一扇窗嗎？

那只是王謙的一廂情愿罷了，他是個紈绔，他的珍珠生意，硬生生的收割了自他之下的勢要豪右，那么百姓拿著辛苦攢來的積蓄入場，只是被收割罷了。

所以船舶票證這類的票證，最低的準入門檻也是五兩白銀，稍有余財才能參與其中。

申時行希望朝廷可以在交易行發行開海投資的專項票證，這自然是讓更多的白銀擁有者，尤其是北方的遮奢戶們，深度參與到開海事中，大明禁海是和朝廷北遷、京師從南衙變成北衙開始的，開海的阻力，來自南衙，同樣也來自于北衙，大抵類似于我吃不到，你也吃不到。

而交易行發行開海投資的專項票證，可以讓大明南北都分一杯羹，降低開海的政治阻力。

而申時行也沒有隱瞞自己的想法，這么做的目的，向下轉移投資風險。

船舶票證的范圍極為狹窄，只是涉及到了船舶本身，而申時行認為大明開海投資的完全獲利期已經過去，日后的投資很有可能會賠錢，那么將有可能賠錢的行當，放入交易行里，賠錢的風險，就轉移到了在交易行里博弈的投機客。

申時行不反對投機，但投機從來都是如此，有賠有賺。

在申時行看來，皇帝為總裁，國帑內帑牽頭，楚晉浙三黨影隨的開海投資，動輒千萬兩的投資，完完全全是一種特權經濟，特權經濟的特點是利用行政上的權力作為資源，通過行政審批、繞過行政監察、利用過關的便利等等手段，以權力獲利、不公平競爭獲得優勢為主要特征，旨在謀取特權之下的利益。

而這種特權經濟，是一種極其嚴重的不公平，同樣嚴重影響海貿的大事，同樣也會出現族黨，嚴重時黨錮禍國。

申時行這本奏疏隱藏的意思已經非常明顯了，在他看來，之前三期共計3712萬兩的開海投資，是主少國疑特殊背景下，為了讓大臣歸附的無奈之舉，安撫被嚴重打擊的晉黨，提攜浙黨，保存楚黨的實力，達到平衡。

在接下來的開海投資中，朝廷應該以國帑內帑控制的官廠團造為主，如果缺少資金，則利用國債募集資金，同樣也是公私分明的發端。

大明內帑和國帑在嘉靖年間徹底分開，在嘉靖之前，大明戶部是有權審核內帑賬目，到了嘉靖之后，每年100萬金花銀，是皇帝的私庫，這也是公私分明。

將朝廷的官廠團造的所有權完全歸屬于朝廷，劃出界限，完全切割，有利于大明工商發展。

“申巡撫所言有理，他的想法是基于公私論和矛盾說的框架下。”朱翊鈞認可了申時行的奏疏，并且下章戶部部議，整本奏疏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對的，但朱翊鈞之前那么做，不是為了大臣歸附，主要是沒錢。

按照申時行的說法，真的能完全杜絕特權經濟、公私分明嗎？這是一個美好的想法，但很難實現，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喜憂參半的結果。

羊毛生意還是被晉人完全掌控，這毛呢的厚利部分被晉人所分潤，這也是晉人們在大明軍征伐的時候，沒有做出更多招惹天怒之事的原因，大明對草原的征伐，對他們的好處極大。

真的想要消滅特權經濟的土壤，要消滅階級的存在，不是僅僅消滅一個皇帝就足夠了，鄉賢縉紳、遮奢豪右們兼并土地，本身也是一種特權經濟，朘剝是特權經濟的本來面目。

消滅特權經濟，要消滅階級，當下的生產力做不到這一點。

朱翊鈞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來自于都察院監察御史馮夢禎、兵科給事中張鼎思，他們在奏疏里，詳細的批評了西山煤局，這不是針對王崇古的一份彈劾奏疏，而是討論西山煤局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煤煙。

西山煤局采煤多在三十丈下，家里有口粥，不去門頭溝。

門頭溝就是西山煤局的窯井，大明的柴薪早已經枯竭，抬柴夫要到密云延慶等地抬柴，早在宣德年間，大明的武勛們就意識到了這是個商機，開始在西山采煤，為此還爆發了一次沖突，英國公張輔被訓誡，武勛不得不退出了西山煤炭的爭奪，西山窯井完全落入了民間商賈手中。

混亂的經營，并不能充足供應煤炭，反而是因為窯井產生各種械斗，導致生產被破壞，沒有任何規范和法例讓礦難頻繁發生，而殘忍的朘剝也讓窯井上的窯民極少，缺少公署更是導致各種沖突無法調節，內耗極為嚴重，煤價也會隨著暴雨和下雪，暴漲數倍到百倍不止。

到了萬歷初年，王崇古領西山煤局之事，直接以蠻橫強硬手段‘白沒’了所有人的窯井，設立了官窯，開始采煤、洗煤、煉焦、煉鋼，如此已經七年之久。

萬歷二年西山煤局只能提供五千萬斤煤，到萬歷八年，已經達到了5.6億斤，充足的供應，才保證了京師煤炭價格的穩定，同時，也讓京師的人口再次擴張，算上附郭草市，大明京師丁口數在萬歷八年已經突破到了二百萬人。

5.6億斤煤的煤炭供應，導致了煤煙問題。

一到秋季，東南信風向西北信風轉移之后，整個京師都會彌漫著煤炭生產的煙塵，普通人家只要開窗，就會有大量的黑灰覆蓋，而冬日是煤炭使用的高峰期，嗆人的煙氣會讓整個京師像是泡在煙灰缸里一樣，還帶著一些硫磺燒灼的味道，就連象征著皇權的皇極殿金頂，琉璃瓦上也被煙塵所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