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即位之初，這個16歲的少年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賢。xiangcun鄉村民間歡呼不已，稱頌他為“圣人出”（《五人墓碑記》），然而明朝龐大的文臣集團對君權的限制，使這個末代帝王無能為力。他的一生在不斷的為了國家奮斗，也在不斷的與文臣集團對抗掙扎。

據有的史學家分析，崇禎是我國最勤政的皇帝，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發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朝干夕惕。

崇禎執政時期，對于滿清，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滿清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

曾經強盛的明帝國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卻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崇禎與臣子的關系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滿清入侵外，將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反清復明的聲音在民間仍然剛沒有停止消亡過，文字獄的大背景下，皇太極御用文人放出明朝殺袁崇煥是崇禎中了反間計的謠言，影響極廣，真正的事實如何，尚未有定論。

崇禎皇帝的第四次罪己詔（頒布時間：崇禎十六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闖王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二月起，京師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嘩變。四月，清軍進犯出塞。五月，張獻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張獻忠殘忍地打入囚籠沉入長江溺死），張獻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權。隨后，內閣首輔周延儒被罷官。六月，崇禎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悲憤地向天下官紳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詔，譴責自己的失德和過失導致生靈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紳能夠振聾發聵、共赴國難，鼎立拯救危機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后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軍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朱由檢殷殷求治。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同時，他平反冤獄，起復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托付其收復全遼重任。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朱由檢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內使政局根本好轉。朱由檢性剛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在與后金戰爭的緊要關頭，朱由檢中了后金皇太極的反間計，冤殺袁崇煥，使遼東防衛幾近崩潰。他又增加賦稅，增調重兵全力防范雄居東北的后金政權和鎮壓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

因對外廷大臣不滿，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于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但終無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金丅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便化龍”

闖王李自成自非池中物，從這則故事中就可看出：

崇禎元年元旦，大雪，他與幾個窮哥兒們在山中飲酒。兄弟們推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說：“當問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說：“若可做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自成大喜，遂起。

闖王初期，屢屢受挫；直至遇到他的“風云”李巖后，成功的路途一片平坦。同理，在失去之后，龍沒有了風云相助，只能走向失敗。

明朝到了崇禎年間，已經徹底爛透，不滅亡是沒有天理的。連老天都跟崇禎皇帝過不去了。

如果連續13個月滴雨不下，你會有什么樣的感覺？崇禎十二年六月到十三年七月，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現在的焦作一帶。整個河南省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崇禎十三年八月，河內（今沁陽、博愛一帶）知縣王漢請來畫家，將本縣災情和饑民狀況畫成十六幅《災傷圖》報奏朝廷，他希望用最為直觀、最有沖擊力的方式，讓朝廷了解災情，目的是請求減免繁重的賦稅。

王漢是崇禎十二年六月調任河內知縣的，當時這一帶大旱，沁河斷流，河床干涸。沒幾天卻暴雨傾盆，數日不停歇，沁河因之暴漲，數百頃田地化為澤國；又過幾天，漫天飛蝗過境，將剩余的莊稼吃光。當年河內縣就發生了饑荒，王漢派人去外地買了大批糧食賑濟饑民。但厄運剛剛開始，從六月這場暴雨之后，一直到第二年八月王漢請人畫《災傷圖》，老天再也沒下過一滴雨。由于旱得太厲害，老百姓沒法種麥子，而蝗蟲卻有了繁殖的良好條件，遍地蝗蝻，“無慮萬頃”。

王漢在附送的《河內縣災傷圖序》中說，由于秋、夏兩季絕收，“貧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黃腮腫頰，眼如豬膽，餓死累累”。而就在這樣嚴重的災荒面前，朝廷不但不賑濟災民，反而仍要該縣承擔繁重的賦稅。除正常賦稅外，河內一縣額外要負擔的遼餉（與滿清作戰費用）、練餉（與農民起義軍作戰費用）2．42萬多兩，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捐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在《序》的結尾，王漢說：“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可奈何哉！”遭受如此嚴重的災荒，一個有良知的知縣仍要苦苦哀求減免賦稅，可見當時的明朝行政機構之冷血和僵死。而在民間，崇禎皇帝早就有了一個雅號——“重征皇帝”。

承受如此深重災難的，決不僅河內一縣，而是整個河南。很多地方在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已經連續三年發生蝗旱之災，到十三年，別說窮人，就是小康之家也在死亡的邊緣掙扎。不是沒糧食，而是買不起，“斛谷萬錢”。而官府仍逼收苛捐雜稅。于是整個河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是歲（崇禎十三年），中原盜起，時大饑，斗米錢三千，人相食，群盜大起如牛毛”。

那年李自成進入的，就是這樣一個河南。他從淅川進入南陽，“饑民從自成者數萬”。簡直就是烈火遇到大面積的干柴。

李自成死灰復燃，隊伍迅速壯大，從南陽殺奔洛陽，攻下宜陽、偃師等縣。“饑民從者日眾，土賊一斗谷等皆附之，遠近響應，其勢漸強”。

這是李自成平生一大轉機，但這不足以幫助他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他以前也曾強大過，可災荒一過，官兵進剿，還是被弄得“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很多史學家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從這一年開始，李自成部隊發生了一種劃時期的改變。如郭沫若所說：“（崇禎）十三年后的李自成與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與其他‘流寇’首領也大有懸異。”這種轉變“在各種史籍上認為是由于一位‘杞縣舉人李信’的參加”。“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