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不是問題！”司馬語氣非常輕松，似乎宋子文提到的錢不是錢，而是紙。早在一年前，就已經有人為中國經濟覆興買了單，現在不用更待何時。 “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資金，而是盡可能多的創造就業崗位，這才是需要憂慮的問題。我們需要提供四百萬個就業崗位，而不是幾十萬，所以我們需要調整思路！”司馬挺起身，環視眾人。

“目前有四百萬人領取失業救濟金，每人每月十一元左右，但錢只能勉強糊口，同時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我要求將失業救濟改為以工代賑。正如鶴卿先生所說，我們必須改變大規模基建的思維方式。以前，執行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集中在新建鐵路、公路、水電站等大量采用機械施工，人力少的項目上，對增加就業效果不明顯。使擴展性財政政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司馬頗為無奈。一直以來，為了加快工程建設速度，中國養成以戰時模式為核心的施工方式，而且工程施工中大量采用機械，要到四十年后才會被發明的液壓式挖掘機、現代化、機械化筑路設備，加快了施工速度，但對工人的需求降至最低，不利于創造就業崗位。

現在必須調整固定模式，將覆興工程的核心從機械化工程轉移到人力密集型工程。現在不只是解決四百萬失業工人的問題，先期四百萬后期只會更多，中國不僅要擺脫經濟危機，同時需要借助經濟危機，以覆興工程為中心，進一步刺激國內市場。各國關稅戰愈演愈烈，必須充分挖掘國內市場。

司馬示意劉敬之將自己的方案分發給內閣成員后，在他們翻看方案的同時，站起身，走到墻邊拉開一張大幅中國地圖， “大家看這里！”司馬右手指著中國地圖上異常明顯的幾字形河流，只要是中國人都知道是黃河。

“眾所周知治水先治坡、治坡先治林，窮山惡水和山窮水盡。窮山必有惡水，窮山必有旱災。從共和八年起，黃河基金會每年投入一點五億元治理黃土高坡，十三年來，黃河工程基金會累計在黃土高坡改造水平梯田三千八百萬畝，淤地壩3.896億方，植樹二千三百萬畝、飛機播種牧草一點七億畝。

每年雇傭工人超過十萬人，間接以工代賑方式招募當地臨工超過一千八百萬人次。當然這只局限于陜西、西北、寧夏部分地區，但十三年的工作卓有成效，根據水利監測部門統計，黃河中下游含沙量每年成遞減趨勢。”

在提到黃河下游含沙呈減少趨勢時，司馬得意洋洋。這是自己最劃算的一筆投資，回報不能以金錢來衡量，能使子孫后代受益無窮。還黃土高原一片綠色，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現在正一步步變為現實。為了治理黃土高原，自己半強制性地將當地60%的居民移民至突厥斯坦、濱海省、阿穆爾省、庫頁島以及俄羅斯。修建大量的機耕水平梯田取代坡地，人工植樹、飛機播草，十三年的努力終于初見成效。

“十三年前，陜北是中國最貧困地區，但是現在陜北地區，每年糧食產量超過一千三百萬噸，羊毛二點五萬噸，肉牛八點三萬噸，蘋果更是高達數十萬噸之多，橄欖油等數十種經濟作物每年創造數十億元收益。共和二十年，中央直接獲得稅收為三點四五億元，以此計算，五年后，中央便可收回全部投資。

十三年投入近二十億元，七年內依靠稅收可以收回全部投資，每年節約救濟金超過一千萬元。至于降雨量增加、環境全面改善、黃河含沙量減少，更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回報”眾人聽到司馬的話，同樣欣喜，但也帶著一絲迷惑，難道總理準備套用治黃模式，將治黃工程擴大？

“但是，這仍然不夠。在中國不僅黃河，長江、黃淮地區同樣需要大規模治理，這里集中中國70%的人口。幾千年來，中國的支柱產業為農業，但因農業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因過度耕種造成大量土地荒蕪，森林濫伐，水災頻頻發生，水土流失十分嚴重。現在中國需要變革，經濟需要覆蘇，水利建設必須先行。

加大水力資源開發力度，不但可以解決航運和防洪問題，同時還能解決經濟發展所需的大量電力。長江支流或是黃河上游水資源及礦產資源十分豐富，基本處于未開發狀態和半開發狀態。根據我和一些專家商定的方案，除長江支流、黃河上游修建一大批廉價水電站之外，將同時推行流域內退耕還林、退耕還牧的方案，將建立新的以工代賑模式。”

“以工代賑”大家并不陌生，十七年至十九年四川、甘肅、陜西、河南、河北多省大旱時，政府即全力推行以工代賑。三年基本構建五省國、省、縣三級公路以及鄉鎮簡易公路交通體系。尤其是鄉鎮簡易公路，以人力為主，機械為輔，以實物工資為主。但同樣的模式顯然不能套用在這次經濟危機上，此次失業的大多數是工人，政府不可能像上次，每月發兩袋混合面以及食品券，讓他們拿著農具去修鄉間公路。

“就是以工代賑，把大部分覆興資金用于勞動密集型項目，如：植樹、修建防火帶、水土保持工程等。但為了避免較低工資對勞動市場的沖擊，同時確保大規模集中的安全，我準備以兵團形式進行軍事化管理。每月基本工資初步擬定標準是四十元，完成基本任務后多勞多得。根據專家估算，平均工資大約在四十八元至五十元之間，如計劃展開，年內可創造超過四百五十萬個就業崗位。”

說到四百五十萬時，司馬頗為自得。計劃參考了羅斯福的基建經驗，羅斯福工程前后雇傭了二千三百萬人，而自己在未來四年內直接雇用四百五十萬人參與工程。與羅斯福不同的是，自己并不是使用一天一塊錢的 “奴隸工人”，盡管他們的收入相對較低，但卻穩定在全國平均水平內，雇傭四百五十萬人等于保持了四百五十萬個家庭的消費能力，可以提高工廠開工率，從而通過稅收彌補開支。

“總理，你的方案非常宏大，但我希望你明白，實施這一工程對政府財政的壓力。為了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我們甚至不得不加稅，這恐怕會適得其反。”只看數頁，宋子文和內閣其它成員就被宏偉的覆興方案嚇倒了。方案投資，甚至遠超國人耳熟能詳的 “四年工業發展計劃”。

五四計劃的重心從工業轉向基建，方案卻與以基建為核心的五四計劃明顯不同，他的中心是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而五四工業計劃的目的在于確保工業發展，力所能及的創造就業崗位。五四工業計劃資金95%依靠四四計劃中企業的贏利，以及拍賣四四國投企業所得款項，政府新增投資只有5%。但總理制定的覆興工程，需要資金85%都將依靠公債，錢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總理，截止共和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政府累計債務為431.56億元，其中215.76億元為利率1.75%至5.5%低息本土債務，其余均為4.5%至6.75%的海外債務。每月僅償付利息即高達數億元之多。根據上屆內閣計劃，未來四年內將新增一百億元基建國債，其中45%向海外發行，25%由本國銀行集團消化，其余30%由國民消化。”

宋子文在提到這些數字時忍不住朝總理看了一眼，政府債務中80%以上都是在他執政四年間所借，商界曾有人稱總理是 “運財先生”，在宋子文看來或許應該用 “赤字先生”才更為準確，司馬執政期間經濟發展是借助國債的大量發行，以舉債為前提發展國民經濟。

甚至宋子文隱隱推測，司馬在執政期間發行巨額債務根本就是處心積慮。先在共和九年利用銀價高漲之際改革幣制，對內實行信用本位，對外實施關金本位。在歐戰期間銀價高漲至金銀比價達到1：11.1的前提下，華元含金量高達2.165765克，從而確定了華元關金的高含金量定位。

對日戰爭勝利后，面對戰爭前后欠下的巨額債務，為了擺脫空前債務危機，宣布華元含金量縮水50%，華元關金含金量從最高點的2.165765克縮水至1.08288克。那次關金貶值可謂一石二鳥，一方面利用低關金定位刺激出口，另一方面卻成功將政府實際債務縮水50%，緩解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

而且隨后三年之中，華元一直實施貨幣貶值政策以刺激出口，共和十三年元月關金含量是1.08288克，而到十六年十二月，不過僅只有0.4715克，目前一直穩定于這一價位。這還是楊永泰出任總理，與各國達成穩定幣值協議后，華元幣值方才穩定下來。

“盡管現代國家的發展和國債增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國債是國家財政的基礎，歲入財政和公債所占比率，必須保持在合理范圍內……盡管公債的目標是征收睡眠資本和游閑資本，但目前我國人均公債已經達到一百元，繼續增發巨額公債，恐怕社會消化會有一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