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民主的社會條件在中國尚不完全具備，也就是說，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尚不能也不愿意參與國家事務的時候，責任內閣，政黨等形式都只不過是徒具虛名，而無法改變多數人的本質。如果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覆秩序與穩定之際，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實際上使政府權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國的發展與經濟繁榮，換而言之，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面對這種情況，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屆國會選舉時即有激進者主張取消國會和內閣，由總理 “便宜行事”，一些有識之士曾大聲呼吁： “……中國政府之無能力，參議院之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議院，實為奸，時不待人，一朝事發，議員即鳥獸散矣，尚能為國民任責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憲，俯察后之禍，亦在共和，來南北智士，謂改定《約法》，尚待來年，急在燃眉，豈可坐俟，總理總政務，責任攸歸，此存亡危急之傾，守土之保全為重，民權之發達為輕，國之不存，議員焉托？宜請總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

這雖然不免有將孩子與贓水一起潑掉的嫌疑，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繪出中國自民主共和以來所暴出來的窘態，盡管覆興黨通過國會投案修改責任內閣官員任免制度，但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制定共和中國正式憲法時修改《臨時約法》責任內閣的有關規定，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

但是，《臨時約法》及其核心責任內閣制，畢竟是共和中國存在與否的象征與基本標志，特別是革命黨人在頒布《臨時約法》時曾反覆強調過這一點，因此，依據已經改變的情況對《約法》進行實質性修改，無疑是對革命黨人的重大打擊。覆興黨與革命黨人圍繞《約法》問題所展開的沖突便不可避免，但是在時機尚未成熟時，盡管中國迫切需要一部《憲法》解決諸多問題，但迫于壓力，共和初年愛國者選擇了另一條路，盡管他們的選擇在后世受到人們的指責……中國真正之統一始于共和八年的那場廢督裁軍……”---共和一百年《歷史雜評》，評論員清教徒stg44《時代的進行曲》。

共和8年4月23日，由川籍無黨派議員魏林與二十四名參眾兩院議員向國會提請 “廢督裁軍”議案后， “廢督裁軍”案在京城以及整個中國引起軒然大波，地方各省一直未加任何表態，沒有任何一個省愿意做出頭鳥通電支持，無疑是自放其權，通電反對，又將成為西北眼中之敵，這時幾乎所有人都選擇靜觀其變。

在地方上，當年二次革命時未被北方軍占領的南四省---云南、貴州、廣西、廣東早形成了一個協調一致的集團，第二股勢力在長江下游地區，以馮國璋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腦討論戰略問題，他為自己創造了中間人地位，即反對獨裁統治的中央集權政策，但又拒絕同南方革命黨勢力結合在一起，盡管隨著去年第三師的背叛以及直隸歸屬中央，其勢力受到削弱但其仍然是南中國第一大地方實力派。

這兩股最為龐大的地方勢力和其他各省勢力一般同樣保持沈默，他們都在靜靜等待著京城的表決，如果……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像過去一樣宣布獨立，進而與中央決裂。盡管輿論和民眾團體在過去七天中，一直對 “廢督裁軍”抱以極大的熱誠，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其間的暗流涌動，一名悲觀的議員甚至認為 “廢督裁軍”可能會導致戰爭爆發。

“……利用辛亥革命之機紛紛獨立的各省政府，為了維護自己既得權益，在聯邦制的口號下相對獨立，擁有絕對的行政、軍事、財政與人事等方面的大權。革命后，官僚、政治、財政、立法，甚至軍事的自治，被大多數省廣泛采用，大多數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它們無意放棄增長的特權，包括指揮省的軍隊，截留稅收，挑選地方和省內官吏，更由于對袁逆的不信任，有些省對恢覆省與中央的行政聯系特別抵制，更有甚者，邊遠地區的外蒙古和西藏還有完全脫離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的傾向。

盡管后來隨著 “二次革命”的失敗，袁逆用武力統一了地方政權，幾個月前還喧鬧不休的自由主義體制和地方自治已被掃蕩干凈，省內任命官吏的權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當官的規矩，再次覆活，并逐漸得到實施，但是這一切隨著袁的死去化為泡影。自行總統制后，黎氏大講混括統一，然后省權轉重，乃至帝制萌，甚至于到各省將軍紛紛添募軍隊，現在各地藩鎮之勢已成，甚至遠比共和二年更為勢大。

這一次廢督裁軍，與其說是廢督裁軍，倒不如說以司馬為首的西北勢力借中央之名，重新操持建立中央集權的大刀，有強軍作為依持，各省很難與之抗衡。最近地方各省之所以未表態，恐怕也是因為對西北軍的恐意，畢竟……在中國沒有幾個人有擊敗西北軍的信心，更何況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支持通過 “廢督裁軍案”。這些年各地督撫荼毒地方久矣！所以民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地方上希望先生你回西南視察，實際上是……”

居正緩聲說道，神色顯得緊張，最近西南諸省代表多次與先生接觸，希望先生回西南視察，根本就是希望借先生之名，以圖對抗中央，畢竟這一次地方上無論是在民間或是軍力上并不占優。

“現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雖然自從 “廢督裁軍案”提出后，作為執政黨首腦的司馬并沒有公開表態，但是其已經在過去七天中先后接見覆興黨籍各省議員，似乎是在統一行動，魏季林 “廢督裁軍案”可以說是提到司馬心里去了！國會這一次一定會通過 “廢督裁軍案”，包括我們在內的在野四黨都無力阻止提案通過，而且連革命黨籍國會議員，也有很多人支持 “廢督裁軍案”，非廢督則兵不能裁，非裁兵則民不堪合，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民心所向啊！司馬長處為善以民意為矛，論心機城府，以此公為第一，無人出其右也！”

孫中山點點頭說道，眉間帶著憂色。一旦地方勢力失衡，中央威權無法限制，屆時只怕重蹈當年袁氏之禍！盡管表面上現在中央以及西北諸省為文官政府，但是實際上這個文官政府仍然是高度統一的，只效忠司馬一人的政府，一旦其控制全國，屆時其獨裁統治必定會有計劃的要朝那個方向行動。

“覺生最近看看能不能在交通委員會上提議我親自去西南考察地方交通！”稍做思考后，孫中山還是做出決定去西南 “考察”交通！

“總理，共和六年，俄戰起，各地為示支援，均向西北派出多則數師，少則一營的助戰軍，西北不僅將其編入遠征軍，同時抽調各助戰軍中的青年軍官，到西北軍校學習，從司馬到西北對這些軍官可謂恩惠有加，后勤供給皆無任何歧視之意，使他們心悅誠服。學習結束后放回本省的遠征軍得到任用，現各省當初派抵西北的部隊，皆由各省選拔精銳作為本省省軍骨干，甚至就是連同那些士兵，亦大都被直接任為本省主要軍隊里的連排長，教練官等。

雖然有陸軍部舉薦，但是這些青年軍官仍然有不少受到地方排斥，那些軍官將這種排斥和在遠征軍所受待遇一比較，重回西北幾乎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如此一來司馬就達成了他當初的意圖，一旦地方省軍與西北軍發生沖突，曾在遠征軍中效力的各省軍官，一定不會對邊防軍持槍相向，兵、錢、民意、大義西北皆占優，再加上層軍官倒戈，如果打起來，只怕局勢不容樂觀，總理最好暫時放緩打算，以備將來！”

一聽總理打算接受西南的邀請，許崇智心頭一緊，連忙開口勸阻道。畢竟現在西北可是已經挖好了陷阱，就等著大家跳下去了。雖然中華革命黨已經沒有軍務部這一部門，但是許崇智仍然一直關註著國內的軍務，尤其各省歸國遠軍官兵的去向，在許崇智看來西北或許早在兩年前就已經制定了這些計劃，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現在西北軍是不是已經開始為打仗作好了準備。

“總理，我們剛剛收到消息，就在三個小時前，司馬總理親自前往機場為河南參議員趙杰送行，甚至飛機都是他親自安排的。趙杰是河南督軍趙倜三弟，在各督軍中趙倜對司馬可謂唯命是從。河南更是四戰之地，一旦西北軍南下必經河南，看來如果不出意外，他是準備動手了！”就在這時胡漢民推開會議室的門走進來緊張的說道。這個消息是在十分鐘前送來的，司馬如此盛情款待趙杰顯然是意有所圖。

位于河南省中部偏東的開封，地處中華民族歷史發源地，中國文化搖籃的黃河南岸，是一座歷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是北宋時的國都，簡稱汴。明洪武元年三月，改汴梁路為開封府，以開封為北京，不久又撤銷開封縣并入祥符縣，從此結束一城由二縣分治的局面。洪武十一年又撤銷了開封北京稱號，并封五子朱朱橚為周王鎮守河南，此后一直是河南的省會。清代繼之，共和二年廢府改道，祥符縣改為開封縣，屬河南省豫東道，開封仍為省會，并為豫東道所，共和三年改豫東道為開封道。

省府西街與迎賓路錯對口向北那一大片，總面積約1000余平方米的地方，在過去幾百年中一直都是官府衙門所在的，老百姓輕易進不去，相傳北宋時這里就是是御史臺官署，明代時是按察司署，清代時則是巡撫衙門，共和后則改為河南省督軍府。此時督軍府后花園已顯現出春色，甚至就連同園內的那棵八百年古槐的枝條都顯露出些許綠意。

古槐干高3米，樹圍兩米，老態龍鐘，但長勢尚好，樹齡810多年應是宋代紹熙年間種植的槐樹，開封老百姓口口相傳明軍破汴梁路駐軍開封時，就住在這里，朱元璋每天起床，常常摟抱此槐晨練，后來人們就稱他為朱抱槐，簡稱朱槐。共和后部分河南省議局議員甚至曾提出要在這這里祭祀明洪武皇帝，以示大漢江山的恢覆，當然最后并未付之行動。

“大哥，這次從北京回來前，總理特意在他京郊的私邸為弟送行，由此可見，總理對兄長您可是高看一眼，京城四九城里誰不知道能進總理私邸的可只有總理從西北帶來的那些老人，就是連同國務院各部部長們都不見得能享受這種待遇。”恭敬的坐在大哥身旁趙杰，得意洋洋的說。甚至自己從北京回開封，都是總理特意命令空軍調用飛機，送自己回開封的。這份器重，可不是一般地方督軍代表都能享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