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時士人們的心中，工商業始終都是末技，是極上不得臺面的。賈誼在《論貴粟疏》中說：“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這非但是朝廷自古以來的政策需求，更是由此時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因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生存永遠是居于首位的，人類對于攝取能量的需求，與動物并沒有本質區別，這是維持生命存續的最根本條件。其次才是保暖，諸如衣物、躲避風寒與曝曬的住所等。至于尊嚴、榮辱，乃至禮法，這些都是在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后的產物了。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當一個人窮到必須依靠要飯來維持基本生存需求時，尊嚴是極微不足道的。所以，對于所謂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之類的歪理，郭斌是不信的，除非這個乞丐當真是個月入過萬的專業人士。

正是因為在這個時代，生產力極為低下，農作物畝產極低，甚至連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極困難。為了避免發生饑荒，從而形成威脅政權存續的大動亂，足夠的糧食便成為每一個政權所必需的戰略儲備物資。

然而，由于農作物畝產極低，為了踅取每畝農田中極為有限的剩余價值，動員更多的人從事農業生產，便成了最為簡單便利的手段。有人會說了，既然畝產不足，那么多開發點農田不就行了？反正此時這么多田地閑著，放火燒荒不就行了？

這就需要算一筆賬了，以如今種植農作物的方式，燒荒固然不難，可是總要播種吧？種子哪里來？對于后世的普通人來說，一袋子小麥或者小米用來做種子，或許是頗不瞧在眼中的，可對于此時的大多數農民來說，種田用的種子可不是一筆小數目。這么一袋子糧食，可能便夠一家人一個月的嚼谷了。

另外，既然要播種，總要挖個坑埋點兒土吧？如今鐵質農具已經基本普及了，可是普通老百姓所用的，多還是木制的耒耜，所謂的鐵質農具，不過是在農具的尖頭上包一層鐵皮罷了，哪里有如今這種全是鑌鐵所制的全鐵農具？這種品質優良的鑌鐵，用來打制刀劍都嫌奢侈，更不用說用在農具上了。

工具的落后，便會導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在這個生產勞動多依靠人力的時代，既要趕上農時，又需盡可能多地開墾農田，還要量力而為，以免過多開墾而造成青黃不接，一個人的生產能力便總是會受到極大限制的。

因此，在人口數量一定的情況下，擴大農地規模雖確實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措施，而將手工業和商業人口盡可能的轉移到農業上來，便成了古代政府緩急之間所能采取的最可見到成效，也是最簡單的措施。

這種自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社會最初形成時便固有的社會矛盾，便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之中。而這種重農抑商的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便會形成全體國民對于農業的重視和對手工業和商業的輕忽。

所以說，像郭斌這種極端重視并努力扶持工商業發展的態度，在這個時代是極為不可思議的，甚至稱其為叛逆都不為過。而像荀彧這種極正統的文人，能夠以如此公正公平的態度對待工商業，對待在手工業和技術上的研究和發明，在此時也是極少見的。單從這一點便可看出，荀彧確是一個極重實際效果，而不會夸夸其談的所謂縱橫家之流。

當然，荀彧的這個態度，也是逐漸形成的，其轉變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陽翟縣的生產力，便是在整個大漢王朝轄下，亦是遠遠超出同儕的。在郭斌的授意下，司馬徽的研究室中除了滑輪組和縫紉機的研究外，重點便都放到了新式農具的研究上了。

不負眾望，最先有突破的是耬車。

在前世，郭斌自小便生長在農村，每當農忙時節幫著父母拉耬耕田便成了伴隨他整個童年的活動。郭斌家里的耬車是用鐵管焊接起來的，前后各有兩個控制平衡并有把握方向作用的把手，上方有一個盛放種子的斗，斗的后下方有個可以調節大小的漏洞，使得種子可以漏到耬車中空的腳背上。

耬腳使用類似于三角形犁鏵的鐵制劐，這種劐類似三角犁鏵，但較小些，中間有一高脊，約10厘米長，8厘米寬。入地8厘米深，而種子經過耬腳撒落下來，因此能在土中種得很深，并使產量大為提高。用這種耬車耕種之后，地塊松軟，就好像以小型的犁翻過地一般，省卻了犁地（亦即松土）的環節，極大地提高了耕種效率。

當然，這種耬車并非陽翟縣獨創，早在西漢武帝時期，趙過便發明了三腳耬車，亦即耬腳共有三只的耬車。這種耬車的好處是在耕種時可以同時種下三排種子，并可以保證農作物的行間距始終保持統一，極為方便和實用；而其弊端，則是較為笨重，若非用畜力，則需多人共同工作。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笨重而極費人力的耬車漸漸被束之高閣。

還是隨著郭斌與塞外加強交流，陽翟縣中牛馬數量極速增加，有了充足的畜力為農業生產提供保障的條件下，這種三腳耬車方被再次研發了出來。而不必過分依賴人力，單位畝產量便能獲得極大提升的成果，才是荀彧逐漸改變對對工商業態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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